華盛頓郵報視覺報告的演變

　　《Beijing Review》視覺總監，原華盛頓郵報數據新聞高級主編Pamela Tobey為大家講解介紹了《華盛頓郵報》的在圖形設計方面的歷史，分享這些年圖形設計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和嘗試。

　　上個世紀90年代，由《華盛頓郵報》網站開始傳播新聞，開始進行上線的宣傳，一些早期的圖形設計師開始開始進行圖形創意創作，2000年，傳統的報紙行業收入越來越少，但是《華盛頓郵報》卻雇傭了新的圖形設計師，開始使用新的編程語言，比如說JAVA進行圖形設計。2013年《華盛頓郵報》出售給了亞馬遜，成為亞馬遜旗下的一部分業務，開始進行更多的在線新聞播報，圖形和視覺部門開始通力合作，在線上進行一些圖片和圖形的呈現，與記者、圖象視覺設計師一起合作來做一些封面故事和一攬子的故事報道，同時雇傭了一些特別的程序師來為我們進行一些編程，雇傭了一些動畫師來給我們的新聞配上一些富有趣味的動畫。另外還有四個記者組成的團隊，他們跟當時的視覺藝術家一起，為全球的新聞做配圖。

　　因為這些內容的創新《華盛頓郵報》在全球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讀者。2015年Pamela Tobey開始在北京工作，她看到越來越多的視覺設計師開始進行獨立和創新的設計，在中國的媒體行業，這種創新還會是方興未艾的。《華盛頓郵報》在北京的團隊開始利用360度的全息式的圖形和新聞播報，這樣能有一些更好的在線新聞呈現，同時我們利用中國的社交媒體進行一些推送。最近的一次比較大的播報事件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Pamela Tobey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會對圖形和設計以及視覺感興趣，這樣新聞行業就能夠盡快的向視覺化的角度發展，來為我們提供出圖文并茂的新聞播報。

　　我經歷的三次國家形象傳播事件

　　知名影視工作者、國家形象片總導演高小龍在高峰論壇上講述了他所經歷的三次國家形象宣傳事件。

　　2000年中國奧委會和北京市政府聘請張藝謀作為申辦奧運會宣傳片的總導演，高小龍和北京另外一位年輕導演擔任2000年申辦奧運會的宣傳片執行導演。當時他我作為廣告導演去操作申奧的宣傳片，業界的反響很大，方方面面的壓力都很大。主題是“新北京、新奧運”，北京在此前能拿來說事的就是古老、傳統、故宮(微博)，當年有一個宗旨就是不要再去過多表現傳統的，胡同、老人、遛鳥都不要，一定要新的北京、年輕的北京。當時規定100多位國際奧委會的評委不能去申辦國、申辦城市進行考察，也就意味著當時的深奧宣傳片要面對最終的終審評委，國際奧委會的評審對中國沒有任何直觀的印象，給這個片子又平添了很多的壓力。最終這個宣傳片完成得不錯，北京成了奧運會的舉辦地。這個經歷對高小龍個人而言，已經和奧運有了非常近的聯系。

　　后來張藝謀做北京奧運會的總導演時，張小龍從2006年到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導演組里負責視頻影像。奧運會開幕式上“大腳印”的部分，是純三維特技制作的片子，高小龍帶著視頻團隊做了一年，起模、建模程序比較復雜，完全用三維做真實北京夜空景象，還要把北京夜晚空中的霧氣做出來，極其逼真，還要有空氣、灰塵顆粒感覺，聲音要模擬在直升飛機跟蹤拍攝的大腳印，模擬直升飛機航拍，最終呈現29個大腳印通過視頻呈現煙火點放過程。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第一次多媒體的奧運會，只是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去談論。高小龍作為見證人，看到中國第一次用虛擬影像、3D、投影技術的呈現。

　　2010年高小龍參與制作中國國家形象片，擔任總導演，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全世界做的宣傳。高小龍完成了兩個片子，人物片（1分鐘）和角度片（20分鐘）。人物篇中有五十多個杰出華人，選定這些人的前提是在Google、百度可以找到的，一定是在各個行業里做出過杰出成就的人，也有幾位平民，如新疆照顧孤兒、收養孤兒的維族老大媽。角度片長片20分鐘，八個角度解釋中國，還是比較辯證的開放而又自信、增長而能持續、發展而能共享、多元而能共融、民主而有權威、貧富而能互尊、富裕而能節儉。

　　高小龍找了幾位畢業生作為執行導演，分成三四組，去各地拍攝。這些畢業生里最小的是1988年出生的，高小龍想讓這些年輕人去看，去拍周邊真實的人。高小龍在能夠涉及到的方面，做到盡量的真實，片子呈現謙遜低調。中國在國際上備受矚目，此前國外媒體拍攝的關于中國的紀錄片、專題片，大多帶有偏見，在這樣的大國際政治理性里，中國應該自己出來說說，這也是國家宣傳片誕生的背景。

　　高峰論壇以“關注傳媒、聚焦視覺、薈萃精英、增強合作”為宗旨，以“探索視覺+的創想領域——全媒體時代視覺傳播形態的革新與視覺文化產業”為主題，體現視覺+的“大傳媒、大視覺、大產業”的新思維，搭建”傳媒、業界、學界、商界”多方交流互動的平臺。著名攝影家、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創始人劉香成、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89影像CEO王景春、澎湃視覺總監高劍平、越眾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應憲、文仕文化博物檔案館總監黃瑞，共同探討視覺文化產業的發展前景。

　　【主持人-常江】劉香成先生，您可以說是非常卓越的新聞攝影記者，您也是非常著名的攝影家，我作為對你工作非常仰慕的后輩，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您拍過毛澤東之后的中國、戈爾巴喬夫辭職后的照片，今天我們似乎感覺到新聞也好、影像也好正在逐漸遠離意識形態，不知道您對這個有什么感受？

　　【劉香成】謝謝你的問題，我覺得這次美國大選之后，美國的輿論環境產生了非常重大的改變，這里的過程見仁見智，希拉里選舉失敗，我覺得一方面是美國媒體在政治環境下，大的環境又是自由民主環境下，輿論一邊倒，另外是經濟全球化出現問題的反映，現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主的媒體，覺得他們的媒體和當權派的共產主義國家媒體差不多了，我作為從事新聞工作的工作者，我有一點感觸，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的媒體很清晰的聽見挑戰與機遇，在這種環境下，上上下下都希望通過不同的媒體把中國的故事說好，我覺得要把中國的故事說好，說起來是一個主觀的愿望，客觀來說，我們還是有不少事情要克服的。

　　【主持人-常江】王景春老師，您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89影像的CEO，除了內容生產本身之外您可能還涉及到和經營有關的問題，希望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在您的工作中，傳媒產業、新聞業的視覺化發展過程中，它和經營有什么關系？

　　【王景春】我是在一線的實踐者，當下媒介可能有三個大的特點：一是即時共享；二是媒介融合；三是視覺傳播。這是當時我在清華大學學習時新華社陸小華的總結。我原來是南方都市報的視覺總監，我管理的是團隊有170多人，那個時候是成本中心，現在是由成本中心轉化到利潤中心，在2016年1月1號我到了289影像，現在我要解決怎么賺錢。成本中心到利潤中心的轉型過程中一個是機構轉型，就是我現在所做的轉型，另外一個是個體轉型，比如說楊恩澤2012年拿了荷賽的多媒體獎，被萬達看中，他現在是王健林的專職攝影師，王健林的所有影像出自他手。之前是由媒體提供資金，當年我在《南方周末》拍三峽，在三峽地區待了八十天，現在媒體機構不可能給那么多的資金讓一個人待那么長時間。我這一年在做的還是這個事情：回訪，我在進入三峽地區的8個城市，用了80天時間，這是社會資金資助的，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組織。另外是項目制，拿到一個項目形成五人團隊到六人團隊，十幾天完成所有的制作，提供給新媒體平臺，內容傳播方式和資金來源做出了調整。

　　【主持人-常江】從我個人的感觀來看，澎湃是一個新聞機構，澎湃的產品不僅是新聞攝影作品，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集體記憶、大的視覺文化的組成部分，您能不能從您的職業經歷出發談一談新聞媒體、大眾媒體和視覺文化產業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高劍平】澎湃最早還是《東方早報》的一班人馬，2013年《東方早報》成立，我們趕上讀圖時代的到來，圖片一下子非常新穎，當時我也是2013年到了《東方早報》，從攝影記者做起，到了2014年7月份，我們的澎湃成立了，它的上線可以說是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正好趕上國家反腐倡廉，我們澎湃有幾個欄目非常受歡迎，我們做的東西還是內容，視覺只是一個表現形式，內容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我們可能做報紙配張圖就完成工作了，現在來看，遠遠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我70歲的母親還到處找wifi，要看視頻，我們轉視頻方面是理所當然的進程，我們現在的團隊基本上所有的記者，包括文字記者全部往視頻方面轉，進行培訓。我們還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產業方面我們不是考慮得太多，有一點我可以說，現在我們視覺團隊經常拍一些經營的活，比如說房產方面要求拍VR，我們有比較專業的團隊可以很好的滿足廣告的需求，VR還有很多的短片，商業片我們也在拍，擴展以后，團隊做的東西更多了，有滿足了經營方面的需求。

　　【主持人-常江】越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在實際的操作領域有豐富的經驗，我想問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我們視覺手段進行傳播的時候，究竟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確保在效果上能達到這種很好的期望？

　　【應憲】嚴格講我不是做媒體的，我們從事的是紀錄片的拍攝，我做了十年的紀錄片，已經有200多部紀錄片，在國內做紀錄片我們是首屈一指的民營企業，還有一個是做歷史影像館，我們在國內、中美做過關于遠征軍的國家記憶展，全國已經做了30來場的巡展，這些都是純公益性的。我們十年做下來積累的是社會財富和資產，我們嘗試用市場傳播的手段來開始做一些事情，比如說歷史影像博物館，我們在策劃一些展覽，我和一些商業機構、基金開展合作，現在中國的商業大顎都在往文化產業方面轉，恰恰我們國家比較缺的是內容，內容為王永遠是不變的，內容、渠道如何完美結合是我們共同探討，我做企業來講，這方面很多要向大家學習，我們拍紀錄片，中國的紀錄片很難走向世界，這里面很多原因，中國紀錄片很少大的資金投入，VR、AR新的媒體很可能和中國的市場彎道超車做出一些嘗試，紀錄片非常缺歷史影像，我們可能用的情景模仿，非常容易讓人感覺到紀錄片的不真實，比較有效的手段是用沙畫、動漫，可以帶給受眾比較愉悅，比較容易接受的感覺，AR和VR的這些企業來講，我感覺到跟我們的嚴肅文化結合這塊，現在來講基本是空白，這一塊是會有非常好的潛力和空間。

　　【主持人-常江】文仕文化博物館對珠江文化、嶺南文化有非常卓越的呈現，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海上絲綢之路部分，這是非常成功的項目，知名度也很高，能不能結合這個項目談談視覺呈現和展覽業的關系？

　　【黃瑞】怎么樣在大的背景環境下利用好這些歷史存留下來比較唯一的資源，其實這是一個產業化的方向，畢竟文仕文化博物館收藏了近萬件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相關的素材，我們叫做博物檔案館，怎么將博物檔案的東西更加為大家分享，利用起來，政府可以做比較好的傳播，這個在“一帶一路”的國策是政府要推動做的事情。各位嘉賓來的時候都能收到一份1764年珠江口的地圖絲巾，這是我們做的文創產品，可以將歷史存留的固有影像非常普及化的為市民所有，我們做的是文創方面的推廣。

　　另一方面是我們在廣州做了近50多場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展覽，每場展覽都能提供一百到兩百件的文物，我們做的是文物類的博物館，呈現的方式和動輒數億的博物館不同，他給市民比較親切的感覺，因為我們會在廣州圖書館，廣州塔，通過這些方式，可以更快的將“一帶一路”需要普及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更快的普及出去，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VR是接下來要發展的方向，或是合作需要一些政府支持、一些企業互動與我們合作的，怎么樣利用我們的資源，將博物館用一種VR的方式呈現出來，在教育行業，其他的普及行業真的是APP或是VR視覺的東西，到時候學生不一定有時間，每個人不一定有時間去到博物館，通過APP了解到每個文物背后的故事，我們在數百年到上千年之間，中外對外貿易或是文化交流史上流傳下來的，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些歷史文化。

　　【主持人-常江】我們知道很多人會認為當一個社會的主要內容和文化的生產方式從文字轉成視覺的時候，意味著他變得淺薄了，比如說現代的人們越來越喜歡看圖片和視頻，不喜歡讀大量的文字，我想問問各位，無論從事內容生產還是視覺文化產業經營的各位前輩，你怎么樣看待這個問題？

　　【應憲】我們經常講影像是最有力量的，其實看怎么解讀，今年有一位記者發了一個自媒體的視頻，他去寧波看一個老兵，他住在廁所里非常困難，那個影像完全是照出來的謊言，我在做關愛抗戰老兵事業七年，那個老兵我們一直照顧得很好，那段視頻老兵的兒子都在現場，被包裝成這個老兵長期得不到照顧，現在這種影像也有很大的欺騙性。做新聞的職業操守，對社會的引領，影像的力量如何發揮？無論媒體、公民都有責任要維護它的真實性，我最擔心的是影像的泛濫化、娛樂化。

　　【王景春】攝影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因為它既不能追溯過去也不能展示未來，他是記錄當下的，他是對這個社會的切片，這也是它最寶貴的地方，瞬間化永恒，它跟這個時代是一脈相承的，它不像文字，上下五千年都可以描述，視覺作為獨立存在的體系，對這個社會、當下的認知是非常精準的脈搏，我是這么看的，你的問題提出來以后，我覺得它和淺薄應該沒什么關系。

　　【劉香成】我在想一個事情，過去從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中，過去十年里面，在中國影像、圖片、視覺是一種爆炸性的增長，去年人類拍了6700多億的圖片，我覺得什么是畫面、什么是圖片，其實大家看來都是一樣的。我發現這么多年來，主要在西方的主流媒體工作25年，大家覺得圖片是可以看到，不需要說明，不需要文字的，但是圖片其實是有一個自己的視覺參考，大家回顧一下中國攝影的成長，從工農兵去報社，到現在學新聞直接進入報社，沒有形成視覺的參考，我一直在研究視覺參考到底是什么？視覺參考有它自己的邏輯，有畫面，很多的內涵，我們的故事說出去沒有人明白，或是看不懂為什么，中國作為一個版圖，它是相當于三十個法國，大家回想到攝影的發展，20世紀初，日本到歐洲，尤其是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他們有很成熟的畫報，西方都有認識圖片。西方對攝影編輯是有很立體的培養過程，這一點中國是缺乏的，攝影師離自己的作品太近，他沒有專業的編輯來替他看圖片，每個攝影師都有一本畫冊，第一眼就是沒有編輯，就是他自己編的。或是圖片出版社的參與也比較少，西方二十世紀這么多的事件，從紐約、倫敦到東京，一個編輯不會說這個事件應該用我報社的圖片，因為我報社有人在現場，而是看全世界的圖片，他會選這張圖片我應該怎么用，整個西方無論哪個大的報紙，每個事件里他們都是幾張同樣的圖片，我覺得是他們圖片編輯的判斷，他們有共同啊點，共同點是根據一些視覺的參考，把全世界的新聞跟中國有關系的，我們都把他引到參考消息里，影像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東西，里面有很多類，如果沒有在設計編輯隊伍的培訓、培育的話，怎么把中國故事說好，這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環節。

　　【高劍平】我拿起相機就是因為我有的時候沒看到這張照片想不起這段記憶，常常翻起老照片，我覺得攝影是讓人家記住一段東西，你說的那種淺薄我不認同，泛攝影的東西，和他個人有關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