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經過70年的艱苦奮斗、薪火相傳，已發展成為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遺址博物館、國家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從常書鴻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錦詩先生，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業發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幾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們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這是屬于莫高窟人獨有的精神特質，這就是“莫高精神”。

　　76歲的樊錦詩，已經在敦煌呆了51年，和她的前輩還有很多同事一樣，從滿頭青絲呆到了一頭白發。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國石窟保護研究事業發展的一個縮影，“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就是莫高窟人的一個縮影。

　　“那時自己比較孤立”

　　樊錦詩右手端著喝水杯，半個身子陷在寬大的沙發里，愈加顯得瘦小。

　　2014年2月25日，敦煌研究院有個全院大會，作為院長的樊錦詩前一天才剛剛從日本飛到北京，隨后又從北京飛到蘭州，再飛回敦煌，長時間的飛行加上沒完全倒順的時差，讓她看上去面有倦意，為莫高窟奔波忙碌，這已是樊錦詩工作的全部意義所在。

　　年沒過完，樊錦詩就出去了，先到美國，之后去日本。按她的話說去美國是“募捐”，耗費10年時間的游客中心計劃今年5月試運行，但就在距離試運行不到3個月的時候“缺口”還不小，這讓她坐不住了，她得琢磨琢磨了。熟悉樊錦詩的都知道，她是個愛琢磨的人，整天琢磨的條條樁樁都是如何讓莫高窟真實、完整、可持續地存在下去。“莫高窟這么一個世界遺產，到底應該怎么做？怎么做算把它保護好了？”

　　“數字敦煌”的構想就是這么琢磨出來的。

　　關于“數字敦煌”，有一個特別的日子—2014年8月1日，就在這一天，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正式運行了。這意味著樊錦詩這一代莫高窟人的一個愿望終于完成了：莫高窟安全了。

　　這一愿望得以實現，除了時間，還有更多的東西。

　　敦煌歷史悠久，文化燦爛，1979年對外開放以來，不斷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可隨著游客的逐年增多，狹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畫開始不堪重負。

　　早在20世紀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已經從50年代的看守式保護和搶救式保護階段進入了科學保護的新時期。到1998年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時，如何破解保護與利用的矛盾，實現敦煌遺產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成為其日夜思考的問題。

　　來莫高窟旅游的人越來越多了，游客接待量年年創新高，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載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濕氣等對洞窟壁畫造成的損害難以估量。“不讓看不行，看壞了也不行。”樊錦詩陷入保護與開發的矛盾之中。

　　“2003年，正好當時院里在抓數字化，其實是數字檔案，莫高窟在老化，把它做成數字檔案，這給了我一個啟發，就想能不能讓游客在洞窟外面看？后來才明白以當時的技術這一點還是做不到，只是無知者無畏，所以試驗了好幾年。”2014年2月24日，樊錦詩在敦煌研究院接受省內媒體采訪時如是而言。

　　世上很多事，總是少數人在沖刺、挑戰，做到卓越，這是理想與意志的成全。諸如樊錦詩和“數字敦煌”。

　　“數字敦煌”的核心內容是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洞窟有關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數字圖像，將分散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獻、研究成果等相關資料，通過數字化處理，匯集成電子檔案，既能作為資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為游客演示。事實已證明，這一概念的提出無疑是史無前例的。但是當初“數字敦煌”構想提出時，在研究院內部就爭論不斷，質疑不斷。后來樊錦詩每每回憶起那個時期，她覺得“那時自己很孤立。”

　　實現“數字敦煌”之前，堅持走國際合作之路的樊錦詩也曾體味了這樣的“孤立”。從上世紀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物界首開國際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的一些文物保護和研究機構開展合作。為此，有人說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狀，說和日本人合作中讓日本人把我們的東西拿走了……是時間讓一切水落石出，也是時間證明了：這種國際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與世界平等對話成為現實。

　　這一次，和樊錦詩一道去日本的是保護所所長蘇伯民，此行的目的是與合作了多年的東京藝大就人才培養做進一步洽談。在敦煌研究院里工作了20多年，蘇伯民等一批研究人員如今已經成長為各個領域的業務骨干，他們的成長與樊錦詩堅持走的國際合作之路分不開。多年的國際合作交流，蘇伯民明顯感覺到如今的自己與國外文物研究機構在思想、技術、研究方面的差別在縮小，“這說明我們在進步，大家已經能夠在一個思路、語境下工作。不像過去，人家說什么，我們就只能做什么。”

　　如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多年的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國際上關于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引進了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起了一流的保護實驗室，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青年業務骨干，學到了國外先進的保護科學技術和工藝。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研究逐步與國際接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的成功典型。

　　回溯歷史，如樊錦詩一般對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做出貢獻的堅守者名單很長，她之前有常書鴻、段文杰……當然，還有如他們一樣獻身敦煌的后來者們，他們用畢生的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敦煌石窟保存得長久一些。

　　“不能因為你捐了錢，我就沒了原則”

　　懂樊錦詩的人都清楚，在這個人的內心，只有一個永恒的主題—守護敦煌，保護文物。把“她”完完整整地傳下去，是她這一輩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81年進入敦煌研究院的吳健現在負責“數字敦煌”工作，從一開始采集數據開始，樊錦詩院長幾乎天天對他說的一句話是“一定要保護知識產權”。吳健心里清楚，這是因為她擔心“資料外泄”。

　　樊錦詩曾不止一次地對吳健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如何造原子彈。她告訴吳健，那些制造原子彈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確，是希望在“數字敦煌”項目上吳健也能“如法炮制”。其實，樊錦詩自己壓根就不知道原子彈是怎么制造的。她這樣“拉大旗扯虎皮”無非就是出于保護的目的。

　　所以，站在另一角度，吳健覺得這正是他們“精明”的樊院長的超前理念的體現，眼下，院里已經制定了通過法律化的方式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計劃。

　　樊錦詩常說，敦煌是個寶貝，“數字敦煌”同樣是個寶貝，但它們都是國家的，誰都不可以占有。樊錦詩的一個兒子是搞計算機的，她說：“如果我把這些資料給搞計算機的兒子，豈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以這么做。”

　　國家利益至上，這是濃縮在樊錦詩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鮮明特色。

　　在多年的對外合作中，維護國家利益不受損，保護敦煌研究院的聲譽不受損，是樊錦詩永不突破的底線。她總是重復這樣一句話，“不能因為你捐了錢，我就沒了原則。”早在上世紀90年代，樊錦詩就和美國專家內莫·阿根鈕在國際合作中開始打交道，幾十年的合作也讓兩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說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鈕還曾對樊錦詩予以頗高的評價：“任何一種合作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樊是一個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領導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構和人才架構。”

　　即使如此，樊錦詩在和這位老朋友的合作中，依然是有規矩有協議。“不該給他的東西，決不給；不該讓步的地方，決不讓步。”像在數字化的合作上，版權問題是她最重視的，“它一定是屬于我們所有，你可以上網看，但是下載不行，如果想下載，請先和我們聯系。”樊錦詩在版權上嚴格把關，和日本、美國的合作上，雙方會簽署很詳細的協議，比如僅就成果可用于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業用途是絕對不行，這一規則，就附有多項細則，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權不遭受侵權。

　　“把數字化敦煌鎖在保險柜里。”對于樊錦詩的這些做法，偶爾也有不理解的雜音，但更多的還是理解的聲音，“她這個人心正，一切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蘇伯民記得自己曾和院里機關的幾位處長聊過天，那些處長都很羨慕院里的年輕人，因為那些年輕人出國的機會比他們這些有級別的行政人員多多了。有出國的機會，就給年輕人，這是樊錦詩的做法，她不會因為誰的級別高論資排輩，也不會私下里照顧誰。這似乎已經成為敦煌研究院的一種傳統和風氣了。蘇伯民所在的保護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覺得之所以能貫穿這么一種自覺無疑是受到了樊錦詩的影響。

　　樊錦詩的影響還不止于此。有一個數據，說來似乎難以置信：地處隔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擁有的博士生在全國文物保護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費苦讀7年拿到博士學位的趙聲良回來了，在北大專攻東方學的博士后楊富學帶著幾噸重的書回來了，有機會留在日本的丁淑君回來了……樊錦詩不知道這些優秀人才回來是受她影響，容易受感動的她倒是一次次被這些年輕人感動：“一個洋博士，如果去別的地方待遇會更好，你看人家還是回來了。”她始終不會想到自己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為改善他們的住房條件、為分居兩地的職工團聚與人磨嘴皮子，與人爭論的無私付出，才是留住人心的關鍵。

　　“把保護石窟當成一份終生的事業”

　　敦煌的風沙、艱苦和寂寞讓一些人離開了，但樊錦詩卻無怨無悔地留了下來。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愛上了莫高窟，把研究、保護石窟當成了一份終生的事業。”正如有人說樊錦詩的一生像一張拉滿的弓，全身心投入到敦煌文物的保護和工作中。

　　80后程亮從2005年開始當上了樊錦詩院長的秘書。做秘書8年來，程亮已習慣了早上6時許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兩點下班的高強度工作，更適應了樊院長雷厲風行、一絲不茍、親力親為的工作方式……但是想當初剛成為樊錦詩的秘書，這樣連續工作10天后，年輕力壯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2006年，程亮第一次跟隨樊錦詩出差去廬山，到廬山已天黑，連飯都沒顧上吃，他們就開始工作，等到開完會離開廬山時，又是個天黑黑，置身廬山幾天卻沒有見到廬山，程亮是真正體味到了何謂“不識廬山真面目”。

　　幾年前，樊錦詩給院里的中層管理人員推薦一本書，叫《細節決定成敗》，凡是在她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樊錦詩在工作上很注重細節。年前，院里負責打掃的一位保潔員向程亮表態“自己壓力太大了”，原因是樊院長經常會指出他們在保潔工作中的不足之處，就是要求如何搞好清潔，甚至具體到怎么把馬桶刷干凈。曾經在一個月里換了兩個保潔員，現在的這位是第四個。程亮記得有一次，樊錦詩居然親自去刷洗院里的馬桶，并叫來負責清潔工作的負責人在一旁觀摩，還邊刷邊訓導，“如果這樣刷，怎么會刷不凈呢？”

　　陳菊霞是樊錦詩之前的秘書，現在她是歷史文獻學（敦煌學）專業博士，擔任考古所副所長。做秘書時，樊錦詩給予她的照顧只在生活上，在她干上專業后，這種關照就轉向了工作，在陳菊霞剛上博士一年級時，就被送去日本深造，陳菊霞明白這是樊院長對他們年輕人寄予的一種期望。在專業上做出一些成績，這其實也是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的樊錦詩一直以來的追求。《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現在已經出來，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之后還要編撰100卷左右。六七年前，當第一卷考古報告初稿完成，樊錦詩拿到北京交給已80多歲高齡的宿白先生過目，先生覺得不行，她干脆推倒重做，如此反復修改多次，直到現在才正式出版。就像很多人是為藝術獻身敦煌，一直以來樊錦詩也在為自己的考古專業、學者理想堅持。

　　有人說敬業比專業更重要，長跑比起跑更重要。所指的大概就是如樊錦詩這樣的吧。

　　樊院長的“不近人情”

　　歲月的磨礪以及西北廣袤天地的鍛煉，使性格柔弱的樊錦詩變得說話直來直去、做事倔強執著。她的“嚴厲”和“不近人情”是出了名的。

　　早幾年，有時候想想，程亮覺得，工作強度大都是能接受的，畢竟自己年輕，不過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程亮記得，剛當秘書時，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錦詩一起出差，飛機票都買好了，誰知樊錦詩堅持一個人去，說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讓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確不理解她，后來才懂她的用心。長期以來每次出差她都盡可能一人，就是為了省錢。”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錦詩多年來只要去北京出差，總是住在景山公園后的一個地下室招待所，后來那里的服務員都認識了她，稱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級別最高的名人”。

　　跟樊錦詩一起出過差的都習慣了每次吃飯她都要搶著付錢的舉動，如果不讓她付，她會像個孩子一樣生氣離席而去。讓她付錢，然后把她分的發票一一刮獎，刮完獎后再當眾將發票撕掉，這樣她就高興了。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孫志軍現在再和樊錦詩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飯了，因為樊錦詩點菜的標準是“光盤”，絕不允許剩菜，共餐兩三次，孫志軍說自己沒有一次吃飽過。

　　說起老伴樊錦詩的“省”，彭金章想起兒子打過一個電話，說一次他去機場送媽媽，看著她瘦小的身軀拖著個行李，一個人孤單單地遠去的背影，心里難過得不行。

　　不過，和樊錦詩生活了55年后，對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過，她是個在物質生活上可以說沒有要求的人，吃得極其簡單，不過問家里要錢，除非要去幫助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費多用于幫助別人了。

　　馬年春節，樊錦詩家用了30多年的那臺日立牌子的老電視終于被換掉了。彭金章說，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兒子堅持的結果。“家里不是缺錢，但是我們倆都覺得沒必要。電視好好的，還能用呢。”現在樊錦詩家里的沙發是上世紀80年代的，雙人床還是她單身時的床加個凳子拼的。

　　該省的絕不多花一分錢，而該花錢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筆。這是樊錦詩認準的理財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這樣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護它都不為過”。顯然，前端高科技運用的背后是大筆投入的資金。拿蘇伯民的話說，多年來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發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10年，而作為一個遺址單位，保護它首先是花錢，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舊如舊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錢，也是看不出花哪里了。他舉例，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護時間就達七八年，這背后的資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2014年2月份，敦煌研究院辦公樓一樓的公示欄里又貼出了兩份公示，又有兩位年青人將被派往法國研修深造，公示內容中讓外人羨慕的無疑就是“費用由院里負擔”這一句了。多年來，樊錦詩繼承了前輩的優良傳統，在人才培養上不惜重金，舍得花錢，大批的專業人員獲得多種深造研修機會。俗話說，有付出就有回報，目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支涉及學科門類眾多的年輕化專業人員隊伍，這支專業人才隊伍是未來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發展的重要力量。

　　“我躺下是敦煌，醒來還是敦煌”

　　“為什么來敦煌？”直到現在，這仍是樊錦詩被人無數次追問的問題。

　　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畢業，懷揣著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夢想,千里迢迢來到了戈壁大漠深處的敦煌莫高窟。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喝宕泉河水，上世紀60年代的敦煌，條件還十分艱苦，辦公室沒有電燈，宿舍里也沒有電燈，一到晚上，宿舍里點著煤油燈，莫高窟更是一片漆黑……但這一切沒有嚇走樊錦詩—這位唯一正兒八經分配來的女大學生。

　　“我來的時候，研究所的隊伍已經擴大至40余人。常書鴻和段文杰這些老一輩敦煌人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都能堅持下來，他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我。”樊錦詩總是覺得，是那個單純的時代環境造就了他們這一群人，“不單單是我，我們那代人都這樣。事實上當初我只承諾老彭在這里待3年，3年后就去武漢跟他結婚，后來遇上文革，根本無從談論工作調動，也沒有做什么工作，等文革結束，段文杰先生總是勸我不要離開，而我對這里也產生了感情，就不愿意再離開。”

　　于是，她深刻記得的只是來這里的第一天，是失落的，是艱苦的，是需要憋著不上廁所眼巴巴盯著天花板熬過一夜的。隨后51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漫長歲月中極為普通的一天，就像只要風吹，鳴沙山上的沙就會飛揚一樣。

　　“我躺下是敦煌，醒來還是敦煌。”這是掛在樊錦詩嘴邊的一句話。

　　作為繼常書鴻、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長，樊錦詩深感肩上的重擔，絲毫不敢懈怠。她帶頭參與科研，與國際上優秀的文物保護機構合作，不斷將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引入敦煌遺產保護，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敦煌的51年，保護是她最重視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為豐碩。從壁畫病害防治到崖體加固，從環境監測到風沙治理，在敦煌遺產保護的各個領域，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工作者一起，不斷探索創新,攻克難題。正是在她的帶領下，敦煌遺產保護翻開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學保護之路。在她的倡導和推動下，《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先后公布實施。

　　在同行眼里,樊錦詩不單單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護專家和遺產管理專家，還是一名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敦煌學者。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樊錦詩的帶領下,敦煌研究院全體科研人員在石窟考古、佛教美術、文獻研究等很多領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國外”的歷史已經改變。

　　見到樊錦詩是2014年2月的一天，幾個小時里，多是她在說，說的都是敦煌，這個時候的她極為善談，完全不是媒體盛傳的“不愿接受采訪不愿多說”的那個樊錦詩。這個時候的她也極為真實，說到樂趣之處，自己也會笑出聲來，說到精妙之時，眼睛里會散發孩子般的神韻，明亮而純凈。她甚至還會主動說到那些針對自己的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該聽的聽，不該聽的不聽。這是她的處理方式。

　　與她話別時，已到了快吃晚飯的時候，她端著水杯朝家走去，“一個可愛的老太太”，望著她瘦小的背影，同行的一位熟稔樊錦詩的記者輕聲說了一句。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墻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她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墻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愿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她永不磨滅。

　　不用問，這句話說的就是70年來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這些默默耕耘奉獻的人們，敦煌對于他們已經是“從來不用想起，永遠不會忘記”的生命底色。